从“我要学”到“我爱学”

记者在贵州大学采访，与众多同学交谈中，他们都说到，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他们多了一些成熟，少了许多盲目的冲动。现在他们能用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冷静地观察世界，客观地审视自我。

在学习邓小平理论中，同学们还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第二课堂，通过社会调查等形式，使邓小平理论教育在大家的头脑中生根，增强第一课堂的教学效果。中文系97级学生袁琳，利用假期到上海浦东等沿海开放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所见所闻，使她颇受鼓舞。回到学校后，她开始关注学校、系里的教学改革，关注贵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她深有感触地说，是邓小平理论教会我去创造性思维。

在学习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时，同学们紧紧围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热点问题，把学习邓小平同志“三步走”和“两个大局”发展战略的论述，同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总体部署与贵州开展的“西部大开发，贵州怎么干”大讨论结合起来。教师和学生都进行了精心准备，有的学生还经过认真考察，独立思考，写出了论文。很多同学在发言中讲到了五六十年代我国西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谈到了对邓小平理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深刻认识。他们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世纪之交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贯彻落实。在讨论中，同学们进行了异常热烈的争论和交锋，很多同学甚至为了一个概念的表述而争得面红耳赤。通过讨论，学生们加深了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更加关心家乡的发展，增强了学好本领、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与贵州大学学生的接触中，很多人说：邓小平理论学习只有70个课时，太少了，如果能再多学习一个学期就好了。不少同学把对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渴望转化到阅读邓小平同志的原著上。他们说这不是教师的要求，而是我们自觉自愿的行动。哲学系97级的两位同学说，阅读邓小平原著，可以通过他的语言风格，切身体会他老人家的人格魅力。通读过《邓小平文选》的一位中文系同学说，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既要面对“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又要为中国经济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位既有超乎寻常的改革勇气，又具有非凡智慧的人，邓小平同志正是这样一位伟人。

从“要我学”到“我要学”，进而“我爱学”，这不是简单量的变化，而是质的飞跃，是贵州大学学生思想境界的升华。